东坡同时给武昌太守写信,向他请教炼朱砂的方子。在他写的一首诗里,他说在临皋堂里已经辟室一间,设有炉火,以备炼丹之用。
他在给王巩的信里,道出他对修炼各方面的看法:
印度瑜珈术功夫及其理论何以中国道家比中国佛家反易于吸收?其理亦至为简单。诚然,中国佛教中亦有禅宗一派,专下打坐功夫,为印度佛教与中国道教哲学之混合。不过,实由中国道教先有自然之基础,才能吸收瑜珈之要义。道家之特点在于重视自然的冥想沉思,重视由清心寡欲以求心神的宁静,尤其重视由修炼以求长生不老。在庄子《南华经》里,我们发现有几个词语,劝人凝神沉思,甚至于凝思内观,这显然是印度教的特性。即便我们退一步,承认这是后人窜改的,但此种窜改至晚已是在第三或第四世纪了。
在其他宗教里,再没有把宗教和身体锻炼结合得那么密切的。炼瑜珈术时,由于控制身心,就导人入于宗教的神秘体会。其领域由控制反射和不随意肌,进而叩精神能力较深的境界。其益处为身心两面。由于采取身体的某种姿势式与呼吸的控制,再继之以冥坐,瑜珈术的修炼者可以达到对宇宙巨大物体遗忘的心境,最后修炼者则达到物我两忘完全无思想的真空境界,其特点是恍惚出神的喜悦。修炼者承认此种喜悦的空虚状态只是暂时的,除非死亡才能继续;不过,这种恍惚的喜悦感确实是舒服,使练此功夫的人都愿尽量享受。现代练瑜珈术的印度人和中国人都承认他们获得的身体健康、心清宁静,与情绪的均衡,都非以前梦想之所及。中国的修炼者不知道那是瑜珈,称之为“打坐”,或“静坐”、“内省”、“冥思”,或是其他佛道两家的名称。自然其他身体扭曲过甚的姿势,如“孔雀姿”、“鱼姿”,中国学者以其过于费劲,拒而不学,而苏东坡也只是以练几个舒服姿势为满足,这未尝不可以说算是中国对瑜珈的贡献。
一般而论,我们在此并非对练习瑜珈术感到兴趣,只是对苏东坡在元丰六年(一○八三)详细说明的瑜珈术练习有些好奇而已。那时,他对佛经道藏已然大量吸收,而且时常和僧道朋友们讨论。以他弟弟为法,他开始练气功和身心控制。对求长生不死之药的想法,他并不认真,但是即便没法得到,但对获得身体健康与心情宁静,他总是喜欢。须要知道的是,中国人的养生之道,在实际和理论上,都和西洋不同。按中国人的看法,人不应当浪费精力去打球追球,因其正好与中国人的养生之道相违反,中国人的养生是“保存精力”。而瑜珈对身心卫生的方法最适合中国文人,因瑜珈的精义是休息,是有计划的、自己感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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