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国后,帝都的教育出版社慕名请邓散木写“学生字帖“和写简化字铜模,此时他对新中国成立感到由衷的高兴,心情舒畅,对出版社的邀请,一口应允。
出版社没有要求他移居帝都,他因其爱女家齐在帝都矿务系统工作,配有一套公房,他便决定携眷去帝都与女儿同住,这样就便于与出版社联系工作。
这是1955年的事。
他在帝都认识了“京中名流“张伯驹。
张是大收藏家,又是名票,与余叔岩交厚,张对书法,又是内家,与邓散木的观点相同,两人碰在一起,一谈就是半天,遂成好友。
岂料几年后,“特殊运动”从天而降,张伯驹这样的大名人,焉有不被波及,有人专为“揭发”张伯驹写了大字报。
邓散木去看了大字报,心里十分气愤,简直是一派胡言,于是他仗义执言也写了一张大字报,予以反驳。
他不知道:运动中,造反派的任何屁话都是“真理“,不容你知识分子说个“不”字,遑论反驳了,反驳就是一条罪状。
不多时,邓散木与张伯驹分别被宣布为犯罪分子,这简直把邓散木怔呆了。
他并不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正式工作人员,他的工作是特约性质的,出版社无法接受这个右派分子,造反派只好交与街道居委会监管。
他原来整天握笔杆子的,戴上了帽子,只得每天晨起握大笤帚扫街了。
至于这两位大名入的“摘帽”问题,也有故事:
张伯驹是陈元帅的朋友,陈逝世后,张伯驹写了一副数十言的长挽联送与治丧委员会,在悼念会的当天,治丧会把张伯驹的这副长挽联张挂在灵堂内。
太祖参加了悼念会,在张伯驹这副长挽联前站定,细细读了一遍,点头称是,就是这一点头起了作用,张伯驹随即被摘去了帽子。
邓散木则是胡愈之通过民盟内部讨论决定摘帽的。
当然这是故事,未必是真的,权且看看。
邓散木受此打击后,他在上浦的那种“意气风发”的精神状态消失了,整天闷闷不乐。
不几年,因左下肢动脉硬化,遵医嘱截去了一足,走路只能靠拐杖了。
他从截肢起,就改名为“一足”。
他没有丢开他的所长书法与刻印,勤奋工作,出版有《一足印谱》一书。
过去在上浦他曾出版《邓散木诗选》、《篆刻学》和《中国书法演变简史》等著作。
邓散木毕竟身体日衰,数年后不幸逝世。
当时聂老爷子还去参加了邓散木的追悼会。
两人虽然年纪相差很大,但着实是一对好朋友,忘年交。
如果能得到这枚龙钮大印,相信聂老爷子也会非常高兴的。
至于说那上面的太祖名字则比较麻烦。
不过也不是什么问题,聂老爷子一直都是太祖的忠实支持者,当做崇拜来收藏也无妨。
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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