省收的税,简直低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。
嘉靖时期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五百万斤,可是一年征收的茶税不到两万两。而浙江的茶叶税收竟然只有可怜的六两,云南为十七两。商人阶层偷税漏税情况和明朝的税率之低可想而知。
与此同时,东南的士大夫阶层甚至勾结海商、倭寇,从事走私贸易活动,每年赚取巨额的财富。而由于海商垄断了海洋贸易,在士大夫阶层的帮助下疯狂走私,明朝根本收不到什么税,赚取的银子都进了海商和士大夫阶层的腰包里。繿
明永历十三年,伪清为了筹集三路入滇的钱粮,顺治在东南搞清欠,半年不到,清廷就筹集了近亿两的白银,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江南士绅集团偷税漏税到何种程度了。
商税是一方面,盐税和矿税则是另一方面。
按明朝的“纲盐制”规定,持有盐引者按地区分为十个纲,每纲盐引为二十万引,每引折合盐三百斤或银六钱四厘,称为窝本,另税银三两,运输银三两三钱。以“圣德超千古,皇风廓九围”命名,未入纲者,无权经营盐业,故盐税收入一直是大明朝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,每年税收达四百万两。
天启七年,朱由校大行,魏忠贤倒台,东林党首领、北直隶通州富商李三才接任淮扬巡抚后,明朝两淮的盐税收入当年便急跌至不足一百万两,并且逐年递减,至崇祯十三年,两淮的盐税已不足五十万两,也就是说自崇祯元年至崇祯十三年,光是两淮的盐税就被贪污了两千余万两。
明朝矿税的比例更低,大明建国之始,朱元章为了恢复民生,将矿税定到了极低三十税一,故洪武年间,明朝的矿税仅仅五千两,永乐年间,明朝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,但朱棣因为得国不正,并不敢进行税制改革,朝廷的矿税年仅十余万两。
此后大明历代君王亦不敢违背明太祖祖训,故此至万历朝,大明的商税依旧保持在三十税一。
明朝中后期,由于朝廷连连征战,内廷财政消耗十分严重,国家财政面临严重困境。万历帝为改变这种局面,便下达明旨由商户和地方士绅主持开矿,而朝廷则收取税利,所谓“开矿以济困乏”。万历二十四年,明神宗又下令“开矿抽税,为因三殿两宫未完,帑藏极其空虚,权宜采用。”并派遣大量的矿监被派往全国各地,开始在地方开矿收税。这些矿监,大多都是宫中的宦官。最开始只是在北直隶的一些地区进行开矿收税,但很快就推广全国。繿
万历帝对矿制的改革,极大地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,所以朝廷才有力量打赢了赫赫有名的万历三大征。
魏忠贤倒台后,东林党重新上台执政,即以矿税害民,朝廷与民争利为由,奏请崇祯帝将各地的矿监和锦衣卫收回。
彼时,崇祯登基不久,在权阉授首、海晏河清、众正赢朝,圣明天子在位的吹捧声中,崇祯即同意了收回锦衣卫和矿监的条陈,以至于整个崇祯年间,明廷几无矿税和商税可收。
故此在面对东虏不断寇掠辽东和京畿时,朝廷不得不将军饷加诸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身上,这便是崇祯朝有名的三饷。
而这三饷就是压垮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,直接导致了明末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,李自成、张献忠等流寇,剿之不尽,杀之不绝,其原因就是有无数没有吃穿的百姓主动加入。
马仲英欲增加赋税,以支撑对清军的战事,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地方上的商税、盐税和矿税,而欲使新立的大明朝廷长治久安,这三项税制也必须改革,并且能得到有效的征收。
繿
请收藏:https://m.2z3.net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