旦现钢渣重环评不合格，这个课题就直接打回去了，根本进行不下去，或者重金属及放射性有问题，也无法继续进行。

　　这些方面，国家相关单位抓的及其严格，更何况还是铁路和公路上使用，一旦对人体产生危害，谁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。

　　做完这些试验，确定对环境无污染、重金属和放射性物质检测合格，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序。接着便是开专家研讨会，召集组织参加单位，确定试验段的地点，用料，试验时间，检测方式等。

　　也就是按照设计院给的方案施工，至于施工单位，就交给参加的施工单位施工，第三方现场监督检测。

　　试验段完成之后，便是汇成报告，然后根据是给铁道部还是交通部审批，只有国家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审批之后，才能确定这个课题，是否可以用于实际。

　　课题一旦通过，对于使用的地方，还要设计院出变更设计等资料，施工单位最后才能根据设计院的变更，进行施工。整个过程走下来，及其的繁琐，没有半年以上，根本没法完成。

　　一个小课题就如此的复杂繁琐，更不要说国企改革，这么一个大项目。

　　正是因为改革时前期实践时间长，如何定位，显得很重要，如果真如舒城建议实行，改革的时间上，很有可能缩短三到四年！

　　“嗯，你在文章中还指出，部分运营模式，不能沿用铁建的，能具体说说吗？”付中华问道。

　　舒城顿了顿，开口道：“付总你应该知道，在八十年代，我们工程单位，只是路局的一个部门，称之为工程部，当时根本就没有施工队一说，也没有监理，我们施工的工人，都是路局内部的，一条铁路下来，从管理到施工，都是我们自己的人，钱也是我们自己赚！”

　　这种模式，是国内最早的铁路营运模式，根本不存在工程局这么一说，现在的工程局，都是之前路局一些工程队组建而成，专门设立的。

　　“这个当然清楚。”付中华道。

　　“我的意思也很简单，我们公司改革的时候，指挥长承包工程，公司提管理费之后，剩余的都下拨到指挥部，也就是铁建这种管理模式。但是我们和铁建不同之处在于，他们还是使用劳务分包队伍，可我们不再使用劳务分包队伍，我们拿到工程之后，自己施工，对于现场的民工，我们采用局指支付工资，对于积极向上，干活出力的民工，还可以做为公司的外聘人员，后期还可以考虑，局指负责这些工人的五险一金，为他们提供保障，我觉得这样一来，工人们肯定会努力干活，干好活。”舒城道。

　　舒城让付中华消化一会，继续道：“而且由于这些外聘的民工是长期给单位干活，各方面的技能都很熟悉，时间长了，指挥长或下面项目分部的经理，对下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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