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对他们历史上的表现都很看不上眼。
后人说起朱常洛,也就是历史上的明光宗泰昌帝,虽然直言他沉于酒色,纵欲淫乐,以至于成了一个“一月天子”,甚至还搞出“红丸案”这种可笑可悲的故事来,但对于他短暂的治政还是给予了好评的,说他“罢除了万历朝的矿税,拨乱反正,重振纲纪。”
然而很可惜,在高务实看来,这位皇帝的表现正说明了他根本就不会做皇帝。
本来,萨尔浒之战惨败以后,朱翊钧已然意识到东北边境的麻烦不小,开始积极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准备报仇,只是王皇后的突然薨逝让他的精神垮掉了,一个月之后自己也撒手人寰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,朱常洛如果是个聪明的皇帝,就应该知道他的压力其实很大,国家兴亡都在他肩上了。而且,只要能报了萨尔浒的大仇,他的权威也能树立起来。
但要成功复仇,其关键则在于手里必须有钱。有钱才能打仗,这一点在万历三大征中早已证明。如果不是因为朱翊钧砸了大把的内帑进去,原历史上的三大征说不定一场都赢不了!
可是,内帑的钱是从哪来的?大头就是矿税。
矿税并不能“顾名思义”,它其实就是商税,只不过和高务实现在要搞的商税不同——高务实收商税,是要把钱收进户部,朱翊钧的矿税则是通过矿税太监收进内帑。
在原历史上,朱翊钧这矿税每年收起来的其实也不算多,但搞出的麻烦却很是不小,其中主要原因在于“征矿税”没有制度可言,矿税太监们又趁机上下其手,弄权、贪墨不一而足,所以民间反对的声浪很大。
不过,所谓民间反对声浪,实际上有一大半是大商人们搞出来的,同时大商人们的朝堂代言人们则不断攻击矿税,数十年如一日的要求朱翊钧取消矿税,只是朱翊钧始终坚持不肯罢。
整体而言,矿税的存在是一把双刃剑,它保证了在国家“出事”的时候,皇帝能拿出银子来支撑战争,又导致民间、朝堂的尖锐反对。
作为新御极的天子,不是说不能取消矿税作为一种与百官妥协的手段,争取暂时平息皇权于文官集团之间的斗争。
问题是取消矿税也得看时机啊,这个时候辽东眼看着都要彻底糜烂了,你还把自己手里目前最靠得住的一笔财权放弃掉,这……是个什么神操作?
其睿智程度,恐怕和崇祯自废厂卫差不多。
由此可见,朱常洛的水平完全靠不住,比他老爹朱翊钧差了八条街。
朱常洛靠不住,朱常洵同样不靠谱。
国本之争中发生的烂事先不说,只说其受封福王、之国洛阳以后。这位殿下横征暴敛,侵渔小民,千方百计搜刮钱财,除了没胆子造反之外,基本坏事做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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