够引起歧义的。“诸将官”这三个字是应该理解为“所有将官”,还是理解为“所有将、官”?这个差别可是天上地下,前者仅指武将,那倒也无所谓,就算真杀了哪个倒霉总兵,朝中诸公心底里恐怕也谈不上多么心疼。然而万一要是后者那可就不行了,那是要包括文臣的!
怎么能杀文臣呢!这是暴政啊!
虽然圣旨里这话有点含糊,但京中百官显然绝不含糊,纷纷上疏要求皇帝释疑,必须把这事说清楚——说清楚当然不是根本,根本问题是必须保证没有人可以擅杀文臣!
事情到了这一步,甚至连实学派的官员们都无法善了,部分人也跟着上疏表示擅杀文臣是不对的,长此以往国将不国。
仔细看看就会发现,除了高务实这一系的嫡流大部分立场尴尬只能保持沉默之外,几乎处于满朝反对的局面。高务实本人也连着上了两道奏疏,第一道奏疏表示自己绝不会胡乱加罪于文官;第二道奏疏则向皇帝表明自己的态度,说自己也不同意经略获得处置文臣的权力,并且强调此乃天子之权,即便是天子下赐了天子(尚方)剑,为臣者也不敢擅专云云。
本来这事按说只是一个字的问题,宫里随便回应一句也就是了。然而不知为何,一连等了三天皇帝都没有传出任何消息来,所有的奏疏如同泥牛入海,一点回应都没等到。
就当外廷的发酵已经有些过度,内阁绝大多数阁老都觉得必须再以请辞来提醒皇帝了,宫里却突然往内阁递了条手谕。这道手谕谈不上命令,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,皇帝在手谕中问了阁老们四个问题:“经略何职?所负何责?当予何权?其司何毕?”
经略是个什么职务?经略要对什么事情负责?该给予经略何等权力?经略的任务做到什么程度算是完成?
这看似是四个明确的问题,但阁老们都是人精,知道从表面推及内在,实际上皇帝这四个问题都是指向一件事:如何定义“经略”。
说起来,这可能是大明一贯以来的某种痼疾。有明一代,始终缺乏军事高级长官的经制官职设置,朝廷文官被派遣到地方上,大都是以兵部、都察院等挂衔的特殊身份,驾凌于三司之上。
巡抚、总督两职的来历和差别此前已有所述,两者都不是“经制之官”,本质上都是“事职”,权力来源并非朝廷架构,而是皇帝的临时委任。而“经略”也同样如此,甚至与总督、巡抚已然常设化相比,它既不常设,职司也从来没有准确定义。
换句话说,经略这个职务,它的功能、权力、运作等等,完全取决于皇帝如何安排。
这里又要鞭打一下《明史》了,因为《明史》中说:“天启元年,置辽东经略。经略之名,起于万历二十年宋应昌暨后杨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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