居正把于慎行叫到跟前责问说:“我对你不薄,你何以如此报我?”
结果于慎行回答:“正因为您对我不薄,学生才不得不如此,夺情有违祖制、不合规矩,您是百官之首,当为天下楷模。”但显然尝到权力滋味的张居正听不进去。
后来张居正死后遭清算,万历下令抄家。于慎行在这种情况下,却又不避嫌怨,写信给主持此事的丘瞬,请他照顾张居正八十多岁的老母和不成年的幼子。丘瞬思来想去,最终还是听了这句劝,给张母保留了住宅和足够赡养晚年的土地。于慎行因此受到朝中一片赞誉。
高务实此前自己思索徐阶与高拱之争的时候,采信的不少史料就出自于慎行的《谷山笔尘》,原因无他:高务实相信于慎行的人品操守远胜于王世贞。
当然于慎行的操守之所以获得高务实的信任,并不仅仅因为这两件事,毕竟这两件事都有可能是故意为之,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清誉——高务实自己所为的养望,其实也同这些事情很有些相似之处。
他真正欣赏甚至佩服于慎行操守的事,是国本之争中于慎行的表现:此时,万历的长子朱常洛已经九岁,是妃子所出——但这个妃子原本不过一名宫女,万历当时也只是临时起兴,谁知就珠胎暗结。实际上万历不喜欢此妃和她这个儿子,他想立的是郑妃所生的皇次子。
但是在大明,名分是极其重要的,“有嫡立嫡,无嫡立长”早已深入人心,万历自己也是这种思想的受益者。皇后无子则无嫡出,但立长又轮不到郑贵妃所生的皇次子,万历不好把这一想法明说,故而迟迟不立太子。
满朝文武见皇长子日渐长大,不能正位进学,当然非常着急。于是自万历十七年起,不断有人提出立储问题,请万历早建东宫。
于慎行身为礼部尚书,对此事当然义不容辞。他连疏极谏,言辞颇为激烈,万历非常生气,再三降下严旨,贵备于慎行“以东宫要挟皇上。”
于慎行回答说:“册立之事,是臣部职掌,我如果不说,是为失职。请皇上速决大计,我宁可弃官归里。”态度极其强硬,丝毫不肯妥协,因为在于慎行看来,原则就是原则,原则问题不容谈判。
万历当然更不高兴了,大骂于慎行“疑上”、“淆乱国本”,把礼部大小官员都停了傣禄。偏巧正在此时,发生了山东乡试泄题事件,于慎行身为礼部尚书,虽然是科考的主要领导,但说起来只是有一定的领导责任,可于慎行仍然毫不犹豫地引咎辞职。
万历十九年九月,于慎行的辞职获万历批准,于慎行遂归隐故乡。他家居十余年,朝野上下多次荐他出山,万历皆不同意。直到万历三十五年,东宫已立、国本已定,廷推内阁大臣时,于慎行名列七位候选人之首。万历见势不可违,才命他以原官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。但这时候,于慎行已经重病缠身,只能勉强到京觐见。不数日,卒于京华官邸,年六十三岁。于慎行死后,赠太子太保,谥文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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