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本就不是推翻朱明,他只是希望一个代表主体民族的国家能扛到民族主义的兴起,而在这一过程中应该避免主体民族内乱,自己砍掉自己的血条。
欧洲已经文艺复兴,接下来不久就该启蒙运动和工业化了,大争之世已然不远,中华文明此时该做的是夯实基础、改革转型,以最扎实稳健而又蓬勃向上的面貌迎接新时代的到来,而不是先捅自己一刀,残血面对穷凶极恶的海盗文明。
又不是俄国人,为啥非要残血才会打仗?人家残血才会打仗,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俄国东正教有非常传统、非常坚固的“受难者”思维,所以越是危险就越有斗志。
当他们达到“满血”状态,反而往往因为找不到精神依托和思想指引,变得莫名其妙地四面出击,然后八方受敌,最终又被揍成残血。
中华文明则不然。自周朝兴起华夷之辩,到始皇一统六国,中华文明不仅在个人思想方面逐渐产生“达者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的理念,在国家层面也开始有了基本盘,大抵便是后来所谓的“汉地十八省”。
从此,中国虽然合久必分,但也分久必合,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必然会奔着至少拿下汉地十八省而去行动。之后若有余力,那就是“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”和“九天阊阖开宫殿,万国衣冠拜冕旒”,算是个国家版的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者兼济天下”。
而“基本盘”的理念,核心本质就是内部必须团结。只有保证内部团结、核心强大,才有后来的一切。高务实显然也是持这一立场的,所以他格外看重内部的“不争”,而重视团结一切力量一致对外。
他会想方设法对外战争、扩大势力范围,甚至自己都担心国内政敌骂他穷兵黩武,但他却又坚决要求避免内战,生怕使国力白白消失于内耗之中。
不得不说,前世的高务实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亨廷顿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》一书的影响——当然,他是站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受到影响的。
在他看来,凡是儒家思想影响地区,都是将来“文明的冲突”爆发时中国的基本盘。为了在这个必将到来的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,他有责任确保这片地区牢牢掌握在中华文明本体——即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手中。
所以中国不能内乱,中国的势力则还要强势延伸。
要做到这一点,就必须首先跳出朱元璋“不征之国”的桎梏,改变大明二百多年来坚持的消极外交政策。
万事开头难,只要开好了这个征服日本的头,之后也就顺理成章,不会再有什么大的碍难了。
,onlypermanentinterests.(一个国家没有永远的敌人,也没有永远的朋友,只有永远的利益。)
这句话在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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