卫所越来越烂之后,武器装备也没有什么兴趣搞了,很多矿就随之废弃,个别交通条件和开采条件都比较好的矿,则被他们挖来直接卖钱,创造卫所收益了——当然究竟是给卫所集体创造收益,还是为部分卫所军官创造收益,那真是懒得多说。
这种零打零敲的低层次开采,在高务实看来,完全是暴殄天物。作为一个后世主管过一地经济的小干部,他虽然在现代社会中管理层面很低,但架不住思维超前了几百年,对于区位优势”、“核心产品”、“系统工程”、“产业链”之类的词汇总是深有体会的。
要是他有足够的权力和财富,他就可以把后世马鞍山附近搞成钢铁中心,在苏州那样的地方搞时尚高端服装和布料出口产业,在松江搞造船工业和国际贸易港等等,不一而足。
但眼下,搞这些东西都还只是奢望——好听一点叫远景规划,没有那样的条件支撑他去实际操作。
大明实行南北二京制,南京乃是留都,甚至在理论上而言,应该算是正式首都。这也是崇祯煤山上吊之后,大明很多文臣不肯死在北京,反而跑到南京殉节的原因之一。
南京留都,拥有除皇帝本人和内阁之外全套的朝廷机构,皇宫和六部、都察院等,都是一直保留并且实际启用的(当然皇宫由于没有皇帝,只是处在低层次保养维护状态)。
之所以总说南京三大巨头,是因为南京留都的特色守备制度,它实际上分为内守备和外守备以及参赞机务。
内守备,就是南京镇守太监,由中官出任,最有名的南京镇守太监是郑和。
外守备一人,协同守备一人,皆武臣。
而文臣者,必是南京兵部尚书,并加“参赞机务”。
按照这个最初设置来看,仅仅只是“参赞机务”的南京兵部尚书的地位原本最低,但是跟北京方面一样,文臣地位提升之后,参赞机务的南京兵部尚书反而成了权力最重的那个人。
外守备和协同守备按例都是勋臣担当——说到这里,就可以解释一下为何徐鹏举一出事,临淮侯长子李言恭就急急忙忙来京了。
早在嘉靖末年,徐鹏举就是南京外守备,而协同守备则正是临淮侯李庭竹。嘉靖三十九年四月,因为南京振武营兵变之事,南京三巨头(实际四人)都吃到了惩罚:外守备徐鹏举策励供职,协同守备李庭竹闲住,南京兵部尚书张鏊致仕,内守备何绶降三级征还。
这一次,最倒霉的是张鏊,直接被勒令退休;其次是镇守太监何绶,连降三级不说,被召回北京宫中,丢了大权;再就是协守李庭竹,所谓“闲住”,全称叫“冠带闲住”,意思是保留官职不撤,但只能呆在家里反省,不准去管事了,放在后世大概相当于停职反省;被罚最轻的是徐鹏举,继续任职不说,还被勉励了一番。
想必那个时候,李庭竹心里对徐鹏举就很是不满了——振武营那次的事,徐鹏举的表现很糟糕,被兵变士卒讥讽为草包,最后他李庭竹的惩罚却反在徐鹏举之上。高务实琢磨着,李庭竹可能认为朝廷对南京守备勋臣一职包容度比较高,毕竟勋臣虽然已经没什么大用,但终归代表朝廷颜面,是以这次徐鹏举出事,李庭竹立刻跳了出来,毕竟在南京,离守备勋臣最近的就是他嘛。
因果关系倒是弄明白了,但怎么从这里头捞到最大的好处,高务实却一时囿于自己地位不够,始终没能理出个头绪,到最后只好先定下一个思路:先看李宗城见了自己之后打算怎么做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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