得“如循吏”一般,这才获得张居正的认可,认为张四维已经服软了,于是得到重用。
此外,重权在握的张居正,尽管在晚明的官场中其实不算大贪巨贪——至少比他的老师徐阶强多了——但也并非完全清白。他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为家人谋求功名,长子为状元,次子在会试中本来名列二甲,神宗任意将其移入一甲二名,张居正也坦然接受。
上梁不正下梁歪,万历以后科场舞弊严重,显官要员的儿子很多成为进士,导致人心不服,议论纷纷,乃至风气败坏,张居正是有很大责任的。
另外他的家人在湖北老家也是横行一方,收受贿赂。张居正其实十分清楚这种情况,还写信要求当地官员对此严加管束,然而本身却未能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,甚至明确表示自己作为儿子管不了肆意妄为的父亲,因此也难免招致他人指责。
在高务实看来,领导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,本来就是满途荆棘,困难重重。张居正本人又独断专行,排斥异己,用人不当,树敌过多,再加之不能严于律己,约束家人,因而其结局只能是人走茶凉,人亡政息,不仅身后声誉一落千丈,十年经营也随之付诸东流。
高务实之所以千方百计要保住高拱,首先固然是因为高拱是自己的三伯,只要他能不倒台,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给自己留下雄厚的政治资源,有利于自己将来继续推进隆万大改革,而不出现张居正和万历那样的师生反目、人亡政息,可这并不是唯一的目的。
高拱虽然也有些独断专行,但至少他听得进劝,虽然平时看起来性子急,但施政反而很是小心——这从他对开海通商和推广一条鞭法的都要分步、分区推进就可以看得出来。
另外,前一次高务实向他建议,把地方官升迁的条件与地方经济发展(实际上高务实只提到收税额度,详见本书前文)挂钩,高拱就表示那可能导致小民受盘剥过甚,于国家稳定或有影响,甚至在高务实提出收税额度和地区稳定同为考察标准后,高拱仍然谨慎的表示需要缓行。
这才是大政治家应该有的大局观和谨慎心。
国家大政不是儿戏,不是自己在家里一琢磨,拍拍脑袋就可以让人奉为圭臬遵照执行的。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考虑周详,在江南可行的,在江北未必可行;在云南可行的,在辽东未必可行。
所以但凡主持大政,既要有坚定的推进决心,又要有谨慎的推进步骤,在推行的过程中要细心耐心的发现问题、审视问题、解决问题,而绝不能是忽视问题、无视问题、掩盖问题,否则问题只会越来越多,越来越无法挽回。
郭朴未必会用高务实这种后世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“二分论”辩证思维来审视张居正,但他并非不懂张居正这种性子的人掌握大权的危害,因此才有这样的态度。
高务实忽然从郭朴这两声“张白圭”中明悟过来:他之所以如此配合、一刻也不肯耽搁地随自己回京,心里其实已经同意起复,而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张居正!
高务实顿时松了口气,虽然郭朴是为了国家大局才同意回京,但那不重要,对于高务实而言,眼下一切的重点只在一条:保高拱,抑居正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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